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受，居然是“为什么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”的可惜。这是知识分子对非虚构的主动意识，对“故乡”概念的再次进入和记录，给正在消亡的乡土中国最后的画像。中国在梁庄，梁庄在本身之外，反映着整个中国乡村的处境：它们曾经有自己的居民，自己的历史和故事，但是却逐渐独自腐烂变质直至消失。梁鸿有这个机会，可以给这个角落留下画像，但无数同样的角落早已失去了这个机会。梁鸿即是读者，即是阅读这一本书的每一个知识分子。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组与“梁鸿与梁庄”同构的短语。这赋予这本书更宏大的意义，也体现着书名，写梁庄，终究写的是中国。
一、改变：梁庄现在的消失
为何作者会对曾经熟悉的乡村有这么大的反应？私以为是一种久违的重逢和无奈的距离感之间微妙的共存。正如作者所言：
虽然原来的房屋、商店都还在，甚至，连店主都没变，但是，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，他们的存在也给人以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。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，每次走在路上，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。
从北京来的知识分子，也早已和曾经那个村里人不同了。
听见鞭炮声，村子一些人走出来，客气地看着我，问父亲：“光正，这是几闺女？不是四闺女吧？咋胖成这样？”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，从他们的脸上，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，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。
而村子，也早已不是作者孩童时的模样了。那时，在完全和现代无关的环境里，至少还有坑塘里清澈的水，有房屋，有桑葚、鱼鸭、莲蓬，有可以游泳的河流。可是人去楼空的房屋成为坍塌的废墟，坑塘变为黑臭的死水或者干脆被填，砖厂挖泥，又挖沙，河岸被洼地，河水中隐藏的漩涡夺走游泳者的生命。然而又找不到任何“犯错”的人——村庄的腐烂，似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。
二、孩子：梁庄未来的消失
1、“罪犯少年”
第三章王家少年的故事，有点奇闻轶事的味道，把情感因素剥离后，就是这么一段记录的供词：
今年春上的一天晚上，我在学校上罢晚自习回家睡觉，睡前看了黄色录像。不知道睡到啥时间，我起来跑到刘老婆儿睡的那个屋里，从东边把门弄开进到屋里，摸到一把锄头。听到老婆儿的呼吸声，我就用锄头砸了好几下，怕老婆不死，就跑到外边鸡笼边拿一块石头，进屋照老婆儿身上把我的生殖器插到老婆儿阴道里弄有一两分钟，射精了。把门安上时，我摸到门后挂的锁，又把门锁上。
这是无话可说的，这确实只能是一起像村里人所说一样的道德败坏，手段恶劣，不可能让人原谅的极端犯罪。然而，我们又从王家婶的口中听到了这些：
坐了好长时间，王家婶才开口，要说这娃，很早就有毛病，从不说话，就是一个闷葫芦。从童年时起，王家少年几乎就是一个人生活。1993年，王家少年四五岁的时候，父母到新疆种地，兄弟俩跟着奶奶生活。1995年，奶奶去世，他们又被托付到婶婶家。哥哥初中辍学后一直在外面跑，据说加入了黑社会，中间几次回村都是为了逃避抓捕是。后来，在外地做网吧生意，生意还不错。
王家少年性格内向，从不和同龄人玩。学习倒是一直不错，考上了吴镇第一初中。上了初中后，王家少年就一个人生活，在学校食堂吃饭，晚上回来住哥哥家。哥哥在2000年回来结婚，自己盖的新房，里面有全套家具家电。他被抓时，已经上高三，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。安静，沉稳，从来没有惹是生非的倾向。
“传统”这把锁即是维系乡村正常运转的自范作用。然而这种约束似乎又完全忽视了人的个体性和正常发展。爱的缺失和生活的寂寞并不在乡村构成合理的理由，让一个看上去单纯、善良、内向的孩子、一个被期望成为梁庄第一个大学生的孩子，在多年的沉默之后以本不可能的方式，以完全罪人的扁平形象离开了世界。而且我们完全没有为他辩解的空间。
而后面叙述的，或者是我们曾经听闻的“疯子”，是否也是一样的呢？只是平缓一些，并且在多年的挣扎之中完全丧失了自己？
2、更多的孩子
从已经关闭了十多年的梁庄小学的经历里，我们看到了更多孩子的状况。当年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小学，入学率百分之百，本县高考全国第一。可是教书的万明哥因未送礼而划到编外，村里老师的补助和教育统筹费要么不给要么落进了村长等人的腰包，而学生要么根本不上学，要么赶路去镇上的学校。
家长和孩子对于上学的积极性也不足了。上大学花钱还不包分配，于是“不如去打工”；在外打工的父母留下了只有祖父母管教的留守儿童，逃学、上网、打游戏、看碟，留下被改成猪场的梁庄小学，门口标语被好事者改成“梁庄猪场，教书育人”。
当文化和知识的崇高感被纯粹的利益和金钱解构，“弥漫着一种失望和厌学的情绪”，我们当然要问一句：
那么，有什么办法，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？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、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？
三、青年：梁庄现在的消失
作者的哥哥、朋友、同龄人，理应构成梁庄的现在。曾经高中毕业，浪漫、纯情的文学爱好者之一的哥哥，没能考上大学的菊秀，把曾经的理想和浪漫放到了背后，做着似乎不符合他们的工作，经历着不属于作者的痛苦。哥哥的浪漫给了他一种豁达，到北京打工，去卫校学医，最终还是在苦难中撑了下来；菊秀的浪漫则成了她生活的绊脚石，帮砖厂拉人使她羞愧，保持着的理想和尊严使她最终嫁给了一个窝囊废，而非一个能在社会上闯荡的男人。
为什么更高的文化程度和理想，反而构成了虚幻的错位感和自卑感？如果高中的文化并不给予他们额外的生活，那么前文孩子的厌学，是否得到了一种解释呢？那么，村庄的现在和未来，又到哪里去找呢？
春梅的意外，似乎更令人悲痛一些。对于远行而无联系的丈夫根儿的思念，终于因为无法得到回应而成为病态的“花痴”，成了心病，最终成了服毒自尽的悲剧。而作者的堂嫂，一个“颇有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”，在叙述完故事之后给出的结论是：
你说，傻不傻，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？都像她这样，大家还活不活？
性的压抑，和前文的王家少年构成隐隐的呼应。劳务输出，男子离乡，这种非正常的家庭状态何以成为普遍？而乡村的传统价值观依然牢牢束缚着整个乡村社会，两种状态之间构成了剧烈的矛盾冲突。当我们把农民工当作劳动力来看待，仅仅关注其待遇和生活状况，我们是不是在心中默认了一种人的异化呢？
四、梁村边缘：默认而强制的边缘消失
清立、昆生、姜疙瘩，共同构成了梁村的边缘人物：疯、傻、穷。在村民的眼里，这样的人物是“异类”，是村庄的“道德污点”，是不值得存在的村庄的“废弃物”。传统观念里似乎并不存在“人道主义”这一概念。它只乐于帮助“被欺负的人”或者“好人”，在道义上占优势的，而疯傻的人则是不应存在的。
他们的故事，写在书里，让人唏嘘。在此就不赘述。然而，我其实想问的是：
当梁庄在使其身为弱者的边缘消失的时候，它是否也是我们社会的“身为弱者的边缘”，并且正在消失？
五、乡村政治
中国人是不谈政治的吗？不，中国人是最擅长政治的。梁村就给我们展现了彻彻底底的基层政治，彻彻底底的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”。
这里有反对派：
我清楚地看到，也正是父亲这样对“政治”充满热情的人，那些乡村的“刺儿头”“事烦儿”“管闲事”的人，维护着乡村道德与正义的均衡。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，有一些见识，对权力、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，自觉地打抱不平，拔刀相助。
有两任支书，用不同时代的策略维持着乡村的稳定运转，有思考了很多的县委书记……相比乡村基本构成元素的一地鸡毛，我看到了更多对这种状态的适应和调整。基层干部难当，好的基层干部更是难得。始终运转的乡村政治的格局，给消失中的村庄注入了一丝维持生命的能量。
六、新生？
在飞速发展带来的从未有过的问题面前，乡村正用自己的方式寻觅新生。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给乡村注入文化和活力。然而乡村、村民这一概念本身仍然处于消极的状态。乡村改造的工程里，有好有坏，有成功的，也有过于理想而并不深入群众的。然而，大部分情况下，群众在意的仍然大部分只是经济问题，而对国家的支持持消极接受的态度。地域性的传统文化仍然在廉价的娱乐方式之前退缩，我们是否应该寻求一种让乡村健康重生的方法？
如果乡村消失了，那么“故乡”这个概念，就只能永存在文艺作品里，成为时代之殇了。知识分子给我们反观乡村的距离感，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教育，以赋予大众以文化的情怀？ 或许，我们需要从根源里荡涤一些污渍了。
七、仍然适用吗？
有人会说，这是2008年和2009年的故事了，放到现在仍然适用吗？我国又做了大量的新农村建设，现在的农村真的还是这个样子吗？它对我们又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，至少在自己身边，做一次类似的调查。